1994年5月19日，全国计算机展示大会现场，随着演讲人的发言，发言文字随即显示在墙上的大屏幕上。这是亚伟速录机首次公开亮相。亚伟速录确实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7天的大会过程中，最紧张的人莫过于唐亚伟。尽管他已年近八旬，但仍然天天挤在人头攒动的会场里，关注着速录机的实际操作情况。

　　唐亚伟不是计算机专家，他真正的身份应该是速记专家或者是速记教育家。早在1934年，19岁的唐亚伟就创造了《亚伟式中文速记学》。唐亚伟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学业优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于是被推荐给一个协会的会长当书记。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一个偶然机会，他在南昌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我国最早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唐亚伟对速记发生了兴趣。由于工作出色，他保送到三育中学和三育大学学习。当时，唐亚伟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勤工俭学。凭着一手好字，他并被推荐给校长当书记。由于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唐亚伟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于是，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唐亚伟流亡到了重庆。当时，抗战后方的许多单位都需要书记员。唐亚伟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是，看到周围的流亡青年却为生计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萌发了把自己的中文速记教给大家的想法。办学首先需要教材，唐亚伟的母亲向一位结拜姐妹借了100元钱。用这100元钱，他印了100本《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学校就这样开张了。

　 《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可以说确立了唐亚伟在中国速记界的地位，尽管当时他才23岁。《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真正将英国速记“皮特曼”法与美国“格瑞格”方案结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文速记，同时实现了符号定型，并完善了课程安排、体例安排。
　　
        当时，唐亚伟速记班借用的是一个小礼堂，招来的学生们也是半工半读的形式，利用帮学校贴广告招生等形式贴补学费。社会上的巨大需求提供了办学的机会，很快唐亚伟的速记班就名声在外。1939年，“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致力于举办速记讲习班，推广函授教学。1942年春，又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社会名流担任董事。唐亚伟以“格瑞格”方案椭圆体为蓝本的中文速记成为中国速记界的主流，以至于中国速记都直接简称为“亚伟式速记”。
　　
        速记比亲生儿子还要亲

　　美国司法界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在路经北京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工龄30年的法院速记工作者勒尔森提出想见见唐亚伟。但是，阴差阳错，他错过了与唐亚伟见面的机会。回国后，勒尔森在美国司法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中国各地法院访问座谈，没有见到一个速记员，只有书记员用汉字记录，既没有手写速记，也没有速记机。他感到很奇怪，不知中国法院是怎样完成庭审记录的，最可惜的是没见到中国速记专家唐亚伟教授。后来，美国司法速记工作者协会主任简尼芬访华，专门拜访了唐亚伟，特地带来一台美国速录机，并进行了现场表演，希望由唐亚伟来发明中国的速录机。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唐亚伟就有了用打字机进行速记的方案。当时，他已经宣布放弃自己的速记专有制式，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在亚伟式速记的基础上创建新的速记方法。同时，唐亚伟的身份也从专职速记教师转变为语文教师。不过，职业的转换并没有影响他对速记方法的继续研究，机械速记就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

　　手写速记书写的实际是一些长长短短的编码符号，速记完成后需要再根据这些编码符号“翻译”成文字。一般情况下，一个小时的手写速记需要4个小时才能“翻译”成文字。但是，手写速记很容易变形，这给“翻译”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唐亚伟自然知道这种情况。当时，中文打字机还没有发明出来，甚至连汉语拼音方案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他考虑使用英文打字机进行速记，这样至少打出来的字符不会变形，便于“翻译”。

　　“文革”期间，唐亚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给他创造了更为清闲的速记研究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唐亚伟研究设计完成了“打字速记法”。他利用英文打字机的键盘，编写出一套编码来，用打字机敲打出的符号替代传统的手写编码。后来，尽管国家语委进行推广，但是由于这套“打字速记法”太繁复了，没有真正付诸实践。不过，“打字速记法”为后来开发亚伟速录奠定了一个方向。

　　上世纪80年代，中文处理机终于面世。但是，由于价格昂贵，市面上还很少见。有一次，唐亚伟听儿子说，有个朋友的公司买了一台中文处理机。他非要去看看键盘怎样转变成汉字。当时，唐亚伟已经70多岁。结果，由儿子骑车带着到人家公司看看。尽管还是非常简单的中文打字机，但是唐亚伟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既然通过五笔字型或者拼音能够转变成汉字，那么编写一套速记编码，由计算机直接将编码“翻译”成文字，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将速记“翻译”工作交给电脑来完成。从那时起，唐亚伟成了中关村电脑一条街的常客，他需要探索一条与时代同步的速记道路。

　　1989年，唐亚伟突患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看到守候在身边的儿子唐可为的时候，冒出来的第一词竟然是“速记”。然后，指着水杯也说“速记”。等到老人彻底清醒的时候，他才对儿子说:“你怎么是速记啊，你是小为。我是想让你给我拿下水杯。”确实，速记已经等同于唐亚伟的生活。

　　90岁获得北京科技进步奖

　　2005年，北京市科技大会上，亚伟速录机获得了科技进步一等奖。唐亚伟走上主席台，从市领导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当时，他已经90岁高龄。在参加大会之前，唐亚伟心里很忐忑，速录机这样现代的东西应该是现代人发明的，自己一个90岁的人上台领奖会不会让观众觉得很不协调。不过，这个荣誉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实至名归。

　　自从了解了电脑以后，唐亚伟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最复杂、最繁杂的工作交给电脑。正因为速记后期“翻译”最累，导致了速记很少有人在用。那么，普及速记的最好方式非电脑莫属。然而，对于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了。

　　唐亚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速记能不能按照拼音完全打出来。当时，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输入方案，利用标准键盘一键一击，一只手打声母、另一只手打韵母。由于汉字基本都是声韵结合的，两只手正好声、韵分工。按照这个设想，每分钟应该能够输入200字。但是，这样一来两只手太忙了。不过，唐亚伟发现，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怎样利用这种双音词的特色，开发便捷快速的电脑速记方法？

　　唐亚伟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也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因为两只手同时敲击键盘，记录的速度自然能够明显提高。

　　但是，这个想法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是，必须抛弃现有的计算机键盘，重新研制一种新型的速录键盘。凭借深厚的速记功底、丰富的编码能力和扎实的拼音功夫，唐亚伟重新对键盘进行设计。面对26个字母，声码需要用几个键、韵码需要用几个键、按键相互之间的关联等等，成为他每天琢磨的重点。1993年，唐亚伟终于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

　　速录方法和键盘设计出来了。到底管不管用，谁也没法打保票。不过，将设计方案转变为产品才是唐亚伟的真正目标。于是，他让儿子唐可为拿来纸，比照着自己设计的速录键盘样式，先画了一个键盘。几经斟酌之后，确定了键盘尺寸、按键间隔等标准。最后，根据标准化后的键盘定稿，再用复印机复印了10份。拿着这10份复印键盘，唐亚伟又开始了速录的招生。

　　当时，唐亚伟对自己的这个设计充满信心。但是，对于委托的软件开发却一窍不通。于是，他提出免费提供速录培训，由亲戚朋友介绍各自的关系来学习速录，中午还负责午饭。这些学员就在复印键盘上，按照唐亚伟设计的指法学习速录。一个月后，10台单独焊制的速录机制作了出来，并交到学员手中。这10台机器串在一起，连接在一台286电脑上。通过电脑显示器可以看见各个学员敲打编码的熟练情况。半年之后，委托开发的速录软件完成，装进了电脑。唐亚伟终于看到自己设计的方案，能够将汉字显示在电脑显示器上。1994年5月19日，在经过新一轮改进之后，唐亚伟的速录机首次在全国计算机展示大会亮相。

　　在北京市科技进步评奖活动中，许多专家对亚伟速录十分好奇。其中，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速录法与五笔字型有什么不同。唐亚伟总要不厌其烦地介绍:“首先，键盘不一样，五笔字型是基于标准键盘开发的，速录键盘是多键并击，按键速度比五笔字型快；其次，五笔字型需要拆字型输入，而速录是听打，反应速度更快；第三，速录采用声码和多键并击的键盘的方式，平均每秒击键2.5次，每分钟就可以达到200字以上。”

　　唐亚伟以自己发明的速录技术，开创了速录这个新职业。同时，每分钟200字以上的速录速度，真正实现了用速记留住声音的目标。（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