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速记发展概况




唐 亚 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作为一种快速书写技术――速记术，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就已经萌芽。当时我国文字由“隶书”演变到“草书”，就是为了应付急需而创制的一种快速书写的简体字体，实际上就是古代的“速记”。

　　到九世纪，中国唐朝曾经出现一种快速记录方法，几乎可以与语言的速度相等。可惜具体的记录方法失传了（见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

　　采用简单符号记录语言的中文速记，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 1896 年），到现在，也有九十四年的历史了。

（一） 1896 ― 1918 年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正值我国文字改革的切音运动时期，这一年出版的切音新字方案中有三种是用速记符号作为体系：（ 1 ）蔡锡勇的《传音快字》，（ 2 ）沈学的《盛世元音》（又名“天下公字”），（ 3 ）力捷三的《闽腔快字》。其中最有代表性并正式转化为速记技术的，是蔡锡勇的《传音快字》。

　　到戊戌维新时期，清廷设置咨政院，需要速记人员担任会议记录，曾求助于日本，未果。以后发现我国早已发明了速记，乃召蔡勇锡的儿子蔡璋，到北京创办京师速记学堂，为我国培训了第一批速记人才（约二百余人）。在办学过程中，蔡璋曾到日本游学，研究了田锁纲纪及熊崎健一郎的速记；回来以后改进了他父亲从美国凌士礼速记受到启发而创制的《传音快字》，写成《中国速记学》一书于 1913 年（民国二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速记命名的专书。从 1910 年咨政院开会起，直到民国的历届国会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学生担任速记工作。他们记下的大量速记稿，至今还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由于蔡璋主持速记工作有功于文化，民国时期的大总统，曾先后颁发给他四等嘉禾勋章及二等大绶嘉禾勋章，并颁给其父亲蔡锡勇“有功艺林”的匾额。

　　在 1896 年以后，陆续发表过很多文字改革方案，其中有十多种也是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新文字的。但有一种值得重视，那就是 1913 年张才（玉阶）的《粤音汉文快字》，到 1917 年改编为《汉文快字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是楷字体，第二册是改良体，第三册是加快体（即速记体），这是我国由拼音新字转化为速记技术的第二部著作。但可惜只能记粤音（广东话），仅在香港、广州一带设校传播，可是他的《全书》三册，却标志了这一时期的速记发展过程，即由拼音新字――草体――速记。

　　从符形体系上看，这一时期的速记，都是正圆体系，受英文皮特曼速记（ Pitman Shorthand ）和凌士礼速记（ Lindsley Tachygraphy ）的影响较大，同时也受到日文田锁纲和熊崎健一郎速记的一定影响。这一时期只是中国速记的启蒙阶段。

（二） 1919 ―― 1936 年

　　 1919 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国速记得到进一步发展。

　　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全书是经他的秘书黄昌谷全文速记下来、整理成书的，共十六讲，十五万余字。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主席台前设置有“速记席”，由张才速记传人林春华主持其事。这就充分说明，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速记技术曾经作过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有四种速记方案可作为代表。

　　 1. 张才速记――这时期张才的弟子林春华，把记粤音的“张才快字”，改编为记国语的《张才快字速记》，因而打破了地域性，向华东地区发展。林氏曾在上海设校推广。以后徐飘萍、徐炳升、居正修相继办班，培养了一批人材，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各机关担任速记工作。

　　 2. 汪怡速记――汪怡是我国一位语音学家，他以爱国热情和改革精神，于 1919 年发表了《中国新式速记术》（第一式）； 1928 年又修订出版了《中国最新速记术》（第二式）； 1931 年再加修订，又出版了《汪怡国语速记学》（第三式）；到 1936 年进一步简化，又出版了《汪怡简式速记》（第四式）。第二式发表后，作者本人就到各大学和职业学校讲授，到 1931 年更创立国语速记传习所在北京推广，培养了一批速记人才。在北方影响较大。晚年时期，汪怡赴台养病，仍继续研究速记，在台湾发表了《汪怡速记第五式》。

　　 3. 炳勋速记――杨炳勋从美国留学回来，于 1925 年发表了《炳勋速记》，并在上海设校推广。本人还在大学兼任速记课程，对速记事业十分热心，培养了不少人才。但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把学校迁到浙江丽水，在困苦中却不幸投江自尽了。

　　 4. 邦永速记――张邦永是一位盐务工作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看到速记的重要性，回国以后，便潜心研究，于 1929 年出版了《邦永速记术》；到 1933 年又修订出版了《国语邦永速记术》；以后为适应长江一带口音的读者，又于 1938 年出版了《邦永速记学》。以上三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因公务在身，无暇办学，只是靠著作传播。

　　这一时期，还有陈振先的《天然拼音新字》（ 1921 年）曾在香港推行；赵雅庭的《赵氏国语快字》（ 1926 ）曾在广东推行；陆衣言的《国语速记术》（ 1925 ），韦应时的《韦氏华文速记学》（ 1928 ）曾在上海推行；刘建中的《建中速记学》（ 1935 ）曾在南京推行。张兆云的《华文平线速记术）（ 1935 ），廖鲁芗的《中文速记术》（ 1937 ），沈志浩的《志浩简易速记》（ 1937 ）等等，以上三种速记都未见推行。

　　从速符体系上看，这一时期几乎全是正圆体系。只有张兆云的方案，是属于椭圆体系。

　　（三） 1937 ― 1949 年

　　这一时期，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荡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我国人民迁徙流离，家破人亡，一切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都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速记发展的情况，可分两个方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情况。 1938 年党中央举办第一期速记训练班，由石磊（张霁中）任教，传授汪怡简式速记。第一期二十人，共办了六期，受训的共约二百余人。 1939 年中央秘书处设速记股； 1941 年中央办公厅成立速记室，先后由王仲方、武承宗负责，主持速记工作。使用速记的范围，也逐步从延安扩大到各根据地去了。使用的形式，大概有下列四种：（ 1 ）大会记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如毛主席《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组织起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关于重庆谈判》等重要报告，都是用速记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诸领导同志的文集或选集中，都有很多文章、报告是用速记记录下来的。在中央档案馆里更保存了大批速记资料，成为珍贵的历史文件。（ 2 ）中小型座谈会作记录。（ 3 ）为稿服务，如《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由负责起草的领导同志口授，由速记员记录下来，经多次讨论修改才完稿的。（ 4 ）记录志接见干部或客人的谈话。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张树德和新疆统计局局长的张重都曾作过毛主席的专职速记员。许多历史文献，都是他们速记下来的。其功劳将与日月永存。

　　速记所以能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充分为革命事业发挥作用，是同中央领导同志对速记的重视分不开的。当时毛主席、周恩来、朱总、任弼时、曾三等同志对速记工作都非常重视。

　　 2. 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一些主要机关都有速记员，主要是张才速记工作者主持其事，其他速记方式的人也有参加工作的。如汪怡式、炳勋式、邦永式、赵雅庭式、亚伟式等等。

　　我是 1934 年开始研究速记的，采用了椭圆体系符形。于 1938 年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简称《亚伟速记学》）。当时我的创案思想，一是出于爱国心，二是为了革新中文速记。因为我那时所见到的中文速记都是正圆体系的，但发现英文葛锐格式速记（ Gregg Shorthand ）的椭圆体系确实比正圆体系速记的符形流利、自然、美观，符合手写的生理运动规律；又考察了葛式速记在美国的普及情况，以及对社会文化所起的作用，因而决心要把这一体系应用到中文速记里来。书成之后，我曾寄给葛锐格博士征求意见，得到他的赞许，并回赠了一些书刊。我国语言学家周有光当年在美国见到葛氏时，葛氏还向他提到此事。《亚伟速记学》发表后，我在重庆设校推广，开始献身速记事业，打破速记专业化的局限，除了面授以外，还办理函授。提出的口号是“人人识字，人人速记”，把推广速记的工作与文字改革运动结合起来；要求我的学生“即学即用，即知即传”，因而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办学运动。有很多能人志士参加了这项工作，在各处开班教学。

　　抗战结束以后，学校迁到上海，我同时在国立复旦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讲授“速记学”课程。

　　这期间，在重庆、上海等地推行速记的，还有 1941 创案的《范氏速记术》（又名《顾范速记术》），创案人范资深，他是一位精通中、英文速记的学者，创办了中国中英文速记打字学社。在上海还有金长风创办的长风速记学校，推行《长风速记术》（ 1941 年创案），是一种五级比例的音节制速记，很有特色。《简易速记》的创案人郭立华，也在上海社班授课，他是《炳勋速记》的革新者， 1941 年创制的《简易速记》在韵符设计方面对《炳勋速记》有重大的突破。在东北推行速记的还有擅长日文速记的颜延超，他于 1944 年创制《超式速记》，属于椭圆体系；以后又将三拼改为双拼，于 1948 年出版《超式国语速记记法》，并在长春大学法学院讲授，同时设校推广。

　　 1946 年开始，东北解放区办了几期党政机关速记人员训练班，由延安党中央速记室老速记工作者章岩主讲“汪怡速记”，为革命工作培养了一批人材。 1947 年在北京办班推行的还有刘懋陆的《青年速记学》，在上海办班推行的还有吴江的《吴江速记》。

　　此外，还有一些速记方式，出了教材但未坚持推行的，如徐流、赵士秋、罗颖之、金牧民、马守钊、冉晋如、张锐光、陶冶、王舞茅、张文生等人的速记方案。

　　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立了中国速记学会，推徐飘萍为理事长，居正修为副理事长，唐亚伟为监事长。抗战胜利后，人员分散，此会亦自解体。到解放战争时期，南京成立了中华速记学社，选徐飘萍任理事长；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速记学会，选唐亚伟为理事长，待全国解放，这些学术团体均无形解散，未有恢复。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椭圆体系兴起，正圆体系继续发展；速记已开始向群众普及，在政治、经济和文教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民间速记事业的发展，仍是十分艰难曲折的。

　　（四） 1949 ―― 1976 年

　　 1949 年全国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速记开始了新的历程，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期，特别是五十年代前期，是我国速记发展的高潮。由于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开会多，学习多），速记学术得到蓬勃发展。

　　这时，亚伟速记学校在北京设立总校，在上海、南京、天津、重庆、杭州、兰州、哈密、香港等地设立分校、分班。并在北京、上海学校设有专修科，由各机关、团体、企业保送干部前来学习，为解放后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材，回到中央和地方机关、单位担任速记工作。同时设立函授部，大力普及速记学术。

　　这时，在北京办学的还有新中国速记学校（刘拓主持）、推广“新中国式速记”；牧民速记讲习班（金牧民主持），推广“牧民速记”；在上海的长风速记学校（金长风主持），推广“长风速记”；中国中英文速记打字学社（范资深主持），推广“范氏速记术”和史龙式英文速记；在上海和大连的简易速记班（郭立华主持），推广“简易速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办的速记训练班（居正修、徐炳升主持），推广张才速记；大众速记学校（赵邦典主持），推广“大众速记法”；南京的红星速记讲习班（邓纲主持），推广“红星速记”；武汉的实用速记学校（赵政主持），推广“实用速记”；联简速记学社（夏甘树主持），推广“联简速记”；温州的实践速记学校和以后的温州速记学校（张长松、张洪声、朱宗城、金芳主持），推行“温州速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办的速记人员训练班（李中平主持），推行“亚伟速记”；哈尔滨的超式速记班（颜廷超主持），推行“超式速记”；北京速记学校（庞麟主持），推行“中国最新速记学”；青岛速记学校（隋兆新主持），推行“隋氏速记”；济南建业职校速记班（刘清泰主持）推行“亚伟速记”；阜新速记班（姚志民主持）推行“亚伟速记”；广西南宁应用速记研究班（黄世溥主持），推行“亚伟速记”……

　　这一时期的速记研究工作也出新了高潮，由于斜体式的《苏联国家统一式速记》及其“《理论基础》”传入我国，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而许多速记学者投入了斜体式中文速记的创研工作，形成了一个热潮，我主编的全国公开发行的《速记月报》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宣传、推荐和组织工作，其中编委颜廷超用力最多，贡献最大，从此，一支斜体式速记的队伍开始在我国形成。

　　这一时期各地发表的速记新方案及修订案，不下八十种，其中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体系，而斜体体系的方案却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如《速记月报》的集体方案，以及唐亚伟、颜廷超、阎德勤、刘拓、王金梁、苏文、赵?∪省⒀舨?明、余慕陶、唐士丰、陈荣滨、王晶、刘越、吴明、张明等人的方案。椭圆体系的方案也占三分之一，其中除了以上已提到的一些认识的方案外，还有刘捷声、赵?∪省⒀舨?明、周寿龄、王正、葛孚梁、徐培汀、冯天霖、韦新龙等人的方案。正圆、综合、汉字等体系的方案，也共有占三分之一。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一些方案外，还有居正修修订的张才速记，张邦永新创的拼音速记，求易速记，赵剑平与赵利坛的音节速记等。以及唐、颜、王正、李思源等人的字母、方位速记等等。就不详细列举了。

　　但是“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形势反映在教育战线上，就是民办的职业学校相继停办，因而各地的速记学校陆续结束。民间的速记研究工作，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庆幸的是， 1955 年，陈毅副总理关心我国速记学术，亲自批准创建“北京速记学校”，这是我国第一个公立的速记学校。这时民办的北京亚伟速记学校被迫停办，将各机关、单位保送来的第十三届专修科住校学生（四十余人）和一部分教师转入北京速记学校，仍设立专修班、讲习班和函授部，继续推行亚伟速记，由范立荣、杜?也帧⒍?增源、冀茂林等负责主持教学工作。同时集体编写了《速记教材》一书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速记学校又连续举办了九届专修班，为中央、地方的机关、团体、部队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

　　到“十年动乱”期间， 1968 年，北京速记学校也被迫停办，“四人帮”把速记视为异端，所有工作人员下放劳动，速记书刊资料全部被毁。我国速记教育事业遭到彻底破坏，几乎濒于灭绝。

　　这时，只有中央外交部，由于客观需要，在周总理维护下，仍然使用速记，并在内部办班，继续传授亚伟速记。当时派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均有“速记员”的编制，每次外事谈判，都必须有速记员参加。例如七十年代初，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潜来我国，为了中美恢复邦交与周总理作了二十小时的秘密谈判，双方都有速记员参加。我方速记员是廉正保和胡凤仙。 1972 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我国，会谈中美建交问题，每次接见和会谈都有速记员参加记录。因此，速记在我国外交工作中，一直没有停顿，而且做出了很大贡献。

　　（五） 1977 ――现在

　　一、 1976 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又得到复兴，速记事业也出现了大团结、大繁荣的新气象。 1979 年，全国政协教育组，在组长周有光同志的倡议下，召开了在京速记工作者座谈会，由周老主持，唐亚伟、张潮、刘拓、范立荣、李裕德、董增源、杜坤?也帧⒐?东文、费觉敏、张秀斌、张凤珍、霍丰平、张静华等二十多位同志参加了座谈。会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专题报道《速记有用，应该重视》，引起了各方面的关切和反响，为我国速记复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

　　其发展形势，可从三方面概述：

　　 1. 速记学术团体纷纷成立。这一事实标志了各家各式的速记学者、工作者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这是八十年代我国速记界的重要特点。大家能够消除门户之见，聚集在一起，互相学习，彼此协作，集体研究，共同进步。

　　 1981 年，北京市速记协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速记学术团体。接着，江西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宁夏自治区、云南省、四川省、河南省、广东省、海南省……陆续成立了省、自治区级的速记学术团体，上海市也成立了青年速记学会和南市区速记研究组。各省辖市、实现成立速记学术团体的，有二十多个，如湖北省武汉市、大治县，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温州市，辽宁省锦州市、抚顺市、阜新市、朝阳市，吉林省长春市、白城市、榆林县，黑龙江省大庆市、泰来县，陕西省延安市，甘肃省兰州地区，安徽省合肥市，四川省重庆市、广元市，贵州省黔南地区，河南省郑州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嘉应（梅县市）、开平县……都成立了速记学术团体。其余还有一些省市尚在筹备，将陆续成立。

　　此外，一些大专院校也组织了速记学术团体，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速记学社、南京动力专科学校速记研究会、上海大学文学院速记研究会等等。值得高兴的是在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钱伟长，副理事长陈力为、许孔时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于 1989 年 3 月，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这是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的专业委员会之一，也是我国解放后第一个全国性的速记学术团体。在成立大会上，组委会主任李峰院长宣布：经过协商，由唐亚伟、张长松任主任，陶沙、徐培汀任副主任的三十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负责领导速记学会工作。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是国家科协领导下的全国性一级学会，社团法人。自 1981 年成立以来，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学术活动，享有崇高的声誉。这次“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的成立，正标志了我国速记学术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的开始。

　　学术团体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团结，而且学术研究和推广方面，能够发挥集体力量，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使我国速记学术得到进一步繁荣。

　　 2. 速记教育蓬勃发展。这一时期速记教育的特点：

　　一是充分发挥了社会团体办学的力量。全国三十几个速记学术团体除了个别的外，几乎都在办教育，设立培训中心、学校或班，推广速记学术。加上各地的文教单位，如社会科学联合会、科技协会、文化宫（馆）、青年宫、工会、银行、机关、科研机构、企业组织办理的速记教育不下三十多处，连前合共六十多处。

　　二是扩大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的速记教育园地。全国大专院校已有四十余所开办过速记班或设立速记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分校、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华东师大、长春师大、广州大学、汕头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中华社会大学、中国培黎大学、武汉大学、江汉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贵阳示范学院、温州师专、类轴师专、黄冈师专、黑龙江公交管理干部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动力专科学校、北京电视大学、上海电视大学、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职工大学等。各地职工中专、职业高中、普通中学开办速记班的也有数十余所。此外，民办的速记学校、速记班也有二三十处，确实是盛况空前。

　　三是我国速记教育正向多方式、多学科方面发展。一个学校或一个培训中心可以同时教几种不同的速记方式，这在过去是少有的。目前在各地推行的方式不下二十多种，除正圆、椭圆、斜体三种体系以外，还有综合体系。各种方式又有版本的不同，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手写速记以外，还有打字速记、电脑速记等等。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外，各地速记学校正在向多学科发展，除了速记以外，还开办文书、秘书、新闻、司法等方面的课程，使我国速记教育更加丰富多彩。

　　四是除了面授以外，还运用函授、刊授等形式进行教学。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宁夏、湖北、降息、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河北、河南、陕西都办过函授。南京办理刊授也很有成绩。中央电视台与北京速记协会联合主办了《速记基础知识讲座》（十讲、十三次），已向全国播放多次。天津电视台与南开大学分校联合主办的《速记讲座》（十讲）以及四川广播电台与新时代速记学校联合主办的《广播速记函授专业》都是运用最新的电化教学方式推广速记，其效率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3. 速记研究工作百花齐放。这一阶段的速记研究工作也非常活跃。各地速记学术团体以及学校，印行了一些内部刊物和研究资料，不下三十多种，刊登的论文、史料、信息，不下数百篇；出版了一些理论和技术方面的书籍，内部发行。国家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公开发行的速记书籍，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多种，其中发行量最高的竟达三十万册以上。内部和公开出版的速记教材，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九十多种，其中椭圆和斜体体系的数量在增多，综合体系的正在兴起。正圆体系的仍方兴未艾，在继续发挥其作用。所谓综合体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斜体为主结合椭圆符形，有的以正圆为主结合椭圆符形，有的以字母为主结合速记符号，有的以汉字为主结合速记符号，有的以位置为主加上速记符号（如声位式、立体式、坐标式、五线谱式）等等，形式多样。综合体系的基本理论在于打破固有的速记体系的限制，创制一种新的速记体系。这是值得探索的。此外，速记机械化、电子化的研究也正在进行，有的方案已在实验与推广。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也是一幅未来前景的开端。

　　这期间有几次大型学术交流盛会，十分重要。

　　 1983 年 10 月，辽宁省速记研究会，在延安时期老速记工作者，辽宁省统战部部长、辽宁省速记研究会顾问章岩，延安时期党中央办公厅速记学习班教师、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辽宁速研会名誉理事长张霁中的支持下，在丹东展开了“鸭绿江杯速记邀请赛及学术交流大会”，有十几个省会的代表一百三十多人出席了会议。有各地派来的参赛选手五十一人。北京速记协会理事长唐亚伟、曾经参加国共谈判并随张治中先生起义的袁永竹、曾在国民党总统府主持速记工作的居正修，这些老人都应邀到会，并讲了话。丹东市副市长岑乐丰主持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词。章岩、张霁中两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两篇讲话，不仅对速记在革命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和当前速记界的形势作了分析，而且指出了团结的方向和原则，要求抵制不正之风，具有历史性的指导意义。秘书长赵连山负责会务工作，组织进行鸭绿江杯速记邀请赛，评选出优秀名次八名。上海青年选手徐宏发获得冠军，辽宁、黑龙江、北京、湖北的选的均获得名次。

　　 1985 年 1 月，北京速记协会在中国顾委曾三同志和王仲方、白介夫等延安时期老速记工作者的支持下，召开了“延安时期老速记工作者座谈会”全国各地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共五十余人，这些早年从事速记的革命战士，现在都是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天各一方，很难聚集，这次能欢聚一堂，畅谈当年速记工作的情景，进行学术交流，感到特别亲切。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副主任康一民、周杰同志特来看望大家，并讲了话；中顾委曾三同志，中央党史征集办公室主任冯文彬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这次大会由王仲方、白介夫同志主持。河南张树得、王晋，辽宁张霁中、章岩、天津武承宗，新疆张重，上海沈安娜，黑龙江刘华，山东李长江，陕西马松林，安徽谢潼关，北京的周昆玉、韩毓虎、薛振声等同志都作了重点发言。唐亚伟同志也应邀作了《国内外速记发展情况》的讲话。会上倡议筹组全国速记协会，并为北京市第二届速记友谊赛前三名（李超峰、孙卫东、孙学中）发了奖状和奖品。这是我国速记史上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必将进一步推进我国速记学术的发展。

　　 1986 年是我国速记诞生九十周年，为了进一步加强速记界的团结，开展学术交流，由北京速记协会发起联合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七个速记学术团体和教学单位，于当年八月在北京中央党校召开“纪念中国速记诞生九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并在会上举行“长城杯速记友谊赛”。

　　开幕式上，延安时期老速记工作者、北京市政协主席、北京速协名誉理事长白介夫同志致开幕词，大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北京速协理事长唐亚伟同志作了《我国速记九十年发展概况》报告。接着，国家语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陈章太，顾问周有光，延安时期老速记工作者、中国法律学会会长王仲方，中国社科院应用语言研究所老专家杜松寿，国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国家经委办公厅主任齐向武，国务院参事张丰胄，中国人民大学语研所所长王宗柏，北京市社科联副秘书长李满义相继讲了话。日本速记协会委派的以川口晃玉为团长，武部良明为秘书长和兼子次生、户田丰作、荒木章为团员的日本速记友好代表团，专程前来我国祝贺中国速记九十周年诞辰，并进行学术交流。川口晃玉团长在大会上致贺词，并讲了话。

　　全国各地出席代表、选手二百多人，收到学术论文七十多篇，其中不乏创新之作。有二十多位代表在学术交流大会上发了言，许多代表在分组会上讲了话，充分显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开拓了同志们的思路，增进了我国速记界的团结。日本速记友好代表团的武部良明教授和兼子次生先生国际学术交流会上作了专题讲话，户田丰作先生当场在黑板上作了日本速记高速表演，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大会举行了长城杯速记友谊赛，各地来京参赛者五十多位选手齐集一堂，听写五分钟，最高速度为 200 字 / 分，准确率 90 ％以上，评选出十二名优胜者（徐宏发、竺芸芸、陈建华、王宏忠、韩珠璇、张建星、刘梅、金芳、姜玉、饶素华、高永娟、邱刚）。在闭幕式上，陈荣滨同志宣布了得奖名单，颁发了奖杯奖品与奖状；张长松致贺词；日本速记友好代表团也向优胜者赠送了奖品。

　　大会还组织了中日友好座谈会，自由结合恳谈会，小型展览会，以及参观中南海等活动。会期四天，在中央党校校园里充满了团结、友好、紧张、活泼、进取的气氛。这是我国速记界一次历史空前的盛会。它对速记学术的推进与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7 年在北京速记协会建议下，成立了华夏研究院速记信息研究所，任命唐亚伟为名誉所长，张长松为所长，黎宏基、张潮为副所长，聘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四十多位。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速记专业的研究机构。追求的目标是：高智力的人才聚集，高密度的信息流通，高效益的科技成果商品化。该所 1988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了“速记革新学术研讨会”，来自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工作者八十多人。其中以本所顾问、研究员、副研究员为主，并邀请各地区速记界知名人士参加。原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华夏研究院院长谢韬，北京市政协主席、北京速协名誉理事长白介夫，原高教部副部长、中国北京教授团主任李正文，延安时期毛主席专业速记员、原新疆统计局局长张重，老区速记工作者原锦州市委书记宇光，原国民党总统府速记长居正修，人大语研所所长胡瑞昌和前任老所长王宗伯，北京市社科联副秘书长李满义和一些来宾一百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研讨，在手写速记的理论和方法的革新方面，速记机械化、电子化的可能性和实施办法方面，关于速记职称和技能检定考试方面，关于我国速记教育改革方面集中交换了意见，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经全体一致通过，定每年八月八日为我国速记节，以便每年届时举行学术活动，促进我国速记事业向前发展。最后，在筹组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工作中，酝酿了初步人选。争取翌年召开成立大会，结果如期实现（见前）。

　　以上几次大型学术交流会，在我国速记界确实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速记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台湾方面速记发展情况。由于四十年的长期隔绝，知之甚少。仅从少数资料中了解一些情况： 1949 年以来，台湾的速记学术也在向前发展。台湾国民党政府各主要部门都有速记人员的编制，以立法院的人数最多，速记长是江浩（前任速记长是许师慎）。其次，是监察院，速记长是杨欣泉，国民大会的专任速记员是刘淑英，都是张才速记的学员。行政院的政务会议，司法院的大法官会议，考试院的考试委员会议，都由专任速记员负责记录。

　　张才速记是张才速记传人许师慎传到台湾去的。 1950 年在台北设有张才速记补习班， 1953 年出版《中文速记》（许师慎等编）， 1963 年，他在台湾电视台播讲中文速记。 1959 年在台北成立了中华速记研究会。五十年代末期台湾教育部、教育厅国语推行委员会合办了一次速记比赛。

　　在台湾流行的方案有十多种，除了张才速记以外， 1949 年以后，在台湾出版的速记有： 1950 年 2 月《流线速记学》（唐亚伟、肖林合编。此书我未见到，可能是我的学生肖林在台湾出版的）， 1950 年 4 月《中群速记学》（郑中群著）， 1952 年 5 月《汪怡速记学》（五式，王怡著）， 1954 年 2 月《简化国语速记学》（周玉昆著）， 1959 年 5 月《最新中国速记学》（陈崇茂著）， 1966 年 7 月《实用国语速记》（温斐君著）， 1971 年 3 月《宗显速记》（陈宗显著）， 1978 年《最新实用中文速记自修》（张书春著）等等。此外，早期的邦永速记、世勤速记、炳勋速记、汪怡四式等方式台湾也有流传。立法院速记长江浩在文章里对亚伟速记作了追述：“迨走抗战发生，政府西迁，敌机滥施轰炸，速记教育乃呈停滞状态。幸有亚伟速记问世，先后在重庆及上海设置速记学校，印行速记书刊，使速记学术之推广不致中断”。在台湾出版的《中外速记文献》中，王云五、陶百川、马星野、王星丹、王炬、汪怡、白宫速记员罗玛格式纳等均有谈论速记的文章。

　　最近由于“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日渐好转。我已收到从日本转来的许师慎先生来信，上海居正修先生也与许老取得联系。 1988 年 8 月，华夏速记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速记与信息革新学术研讨会”，通过了《致台湾、港澳和海外速记界同胞的公开信》，表示亲切问候，并欢迎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在 1989 年 3 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顾问名单中就有台湾的许师慎先生，希望他在不久的时候，回来与我们一同研讨速记学术。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三、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国际上速记学术交流也日益开展。 1981 年北京速协接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速记放华旅游团（一行三十一人），举行了座谈会，进行了学术交流，建立起长期的国际友谊，取得经常联系。我们与美国速记协会也取得联系，该会前会长纳尔生先生曾访问中国，该会会长赫吉经常寄来会刊，保持友好联系。日本速记协会与我国速记界的联系更为密切，日本速协前理事长势渡洁和兼子次生先生起到了纽带作用。除在我国速记诞生九十周年纪念时，日本派来友好代表团表示祝贺并讲学外，我国速记界于 1985 年曾受到日本速记协会的邀请，由唐亚伟、高铮（北京）、颜廷超（黑龙江）、陈荣滨（江西）组成中国速记友好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大坂、京都、神户、柰良等地访问。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日中友好会议，并应关西大学速记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现代中国学会关西支部、速记恳谈会等单位之邀，前往讲学。参观了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并在大会堂旁听了议会辩论发言及现场记录实况，参观了众议院速记者讲话所、早稻田速记信息专科学校，后者是日本川口学园创办的设备最好、规模最大的速记、信息专业学校，川口学园理事长就是来华访问的川口晃玉。在大阪参观了大阪府议会、大阪裁判所（法院）。旁听了民庭审讯案件和速记机的实地应用情况，参观了法院的速记资料库，了解了日本司法机关重视速记的实况。在大阪还参观了大阪速记服务社和夏普公司，公司副总经理深尾芳秀介绍了日本速记电脑的发展情况，并作了“音声电脑”的操作表演，展示了速记发展的未来。

　　 1989 年，国际速联举行三十八届学术交流大会，已向我国唐亚伟、张长松同志发来邀请信，经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研究，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由唐亚伟、刘源、卢国英、林滨伟、刘坤如五人组成）前往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参加大会。后因团长唐亚伟同志患病未能前往，已向大会表示歉意。只有待诸来年争取了。

　　此外，我国北京速记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华兰德国际工程技术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长松，北京速协理事、中国地质科学院高工顾可孚曾多次以个人身份访问日本、西德等国，与国际速记友人进行学术交流。日本速记学家石村禧行和夫人及其高足池田树行（《石村中文速记》编著者），还有日本国会速记师池田朝子和吉村美惠子先后来我国访问，均受到北京速记协会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并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加拿大、巴西等国的速记友人也曾到我国访问，都受到热烈欢迎。

　　各省市地方，如北京、上海、南京、黑龙江等地也开展过一些国际速记交流活动，如接待国际速友来访，举行座谈会、报告会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总之，我国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速记学术交流方面，已经大大地迈出了一步，走进了国际速记大世界。

　　综上，中国速记发展已九十多年，内容实在太多，因篇幅的限制，我只能介绍一个概略，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仅供各位关心中国速记学术的朋友参考，也用以祝贺我国第二个速记节。